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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16-8-29)的電視新聞,有警員把外電天津住宅區發生爆炸的新聞當成台北市天津街爆炸做成輿情新聞往上呈報, 可是昨天的電視新聞播報只對台北市的街地名命名方式採用中國各省地名方位而定之其他並沒多加討論.其實戰後台北市街地名不是突然改成中國各省的地名,日本人留下街町名之後我們曾經擁有一段很短時間也被大多人淡忘可是符合在地文化的街地名,例如現日本時代稱為榮町的衡陽路戰後改本來改為文武街.-------
台北的街地名為什麼這麽的中國?
台北天龍國的街地名為什麽那麼中國？是必然還是偶然？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住在一張地圖上這篇文上寫：「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她強調，「對國民黨的統治歷史有反感的人，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虛幻想像，充分殖民主義的嘴臉，可恥可惡。」但「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唉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龍應台顯然認為，1945年10月剛接收台灣沒多久，11月台灣省政府後便頒布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然後1947年，上海建築師鄭定邦跑來台灣，用一張中國地圖為台北命名，但國民黨是1949年才撤退來台，所以台北天龍國的街地名為什麽那麼中國？在她想法中，只是歷史布局的巧合。
但是真有這麼巧合嗎？乍看或許覺得理所當然。但是，改地名是何等影響民生的大事！讓一個上海建築師跨海干涉台北城，讓大家住在一張中國地圖上，這樣的事情會是偶然嗎？
時間久了大家也認為大概就這樣了，不過根據秋惠文庫收藏的資料，有一份1945年11月「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的原始記載公告，以及此法公告後2個多月後就出版的1946年2月台北市地圖，從這來看，除了極少數街道名以偉人或宣傳三民主義命名外，大多數街道依「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之規定命名，例如當時警備總部招待所的地址就在台北東門街1號，但現在有人知道東門街在那裡嗎？甚至還有以抗日志士蔣渭水名命名的渭水街(現天水路、非現台北建國酒廠前的渭水路）辦法公告之後沒多久台北的新地名已經「命名」完成，可是鄭定邦怎麼會後又「授命」而來？這一個轉折，龍應台未深究，直接將台北地名中國化簡化美化成了一個歷史偶然，事實是戰後台北曾經有一年多的時間，是使用符合規定的本土街道名。
回到1945年，公布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當中規定：一，具有紀念日本人物、伸揚日本國威、明顯為日本名稱的地名要改，如明治町、大正町、大和町、朝日町；二，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傳三民主義、紀念國家偉人改地名，如中華路、信義路、中山路、中正路；三，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有意義者，依此規定下，2個多月內，日本時代使用的街道名全部更改完成，不過絕大部分地名還保留在地傳統，像台北最有名的古蹟龍山寺，當然就在龍山街，有誰會去想到以後竟然變成廣州路上的龍山寺，東、西、南、北城門所在街道當然就是東門街、西門街、南門街、北門街，另外永樂町改成永樂街，清代沿襲的如文武街、書院街沿用，改名後帶有民族政治意識街道也只有幾條而已。這些街地名，一張1946年2月出版的台北市街道名地圖，就可佐證。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說，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要求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用「改名」這種說法就是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更大的問題是她說上海建築師將台北地名中國化是歷史偶然，非有政治目的。
事實上，上海建築師來台真的是「改名」，因為前一年台北的舊日本時代地名，已經被重新「命名」完成了，反而上海建築師才是「改名」才對。
原本龍山寺附近有個蓮花池而得名的蓮花路，改名後變成康定情歌的康定路。台北大稻埕百年繁華老街本是永樂街，1946年卻被改成迪化街，啟迪教化之意，迪化本是矮化少數民族的的用語，卻被拿來當成最繁榮商業區街名。而台北城區三線道的東門街變中山路、西門街變中華路、南門街變愛國西路、北門街變中正路、東門北街變仁愛路、東門南街變信義路、板橋街變新生南路等，本來一輩子活在台北的人，突然變成有人住在中國邊疆、有人往中國東北、有人住華南地區等不可思議的現像。
為什麼明明1945年11月公布辦法，1946年2月改名後並印製地圖，然後1947年一個上海建築師會完全不顧在地文化，跑到台北大改街道名？一個很有可能的因素就是1947年2月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讓國民政府覺得台灣民眾缺乏認識祖國的意識，所以改地名不是歷史偶然，其實是統治者歷史史觀中的必然。
以上文章本刊載於蘋果日報
台北天龍國的街地名為什麽那麼中國？是必然還是偶然？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住在一張地圖上這篇文上寫：「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她強調，「對國民黨的統治歷史有反感的人，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虛幻想像，充分殖民主義的嘴臉，可恥可惡。」但「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唉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龍應台顯然認為，1945年10月剛接收台灣沒多久，11月台灣省政府後便頒布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然後1947年，上海建築師鄭定邦跑來台灣，用一張中國地圖為台北命名，但國民黨是1949年才撤退來台，所以台北天龍國的街地名為什麽那麼中國？在她想法中，只是歷史布局的巧合。
但是真有這麼巧合嗎？乍看或許覺得理所當然。但是，改地名是何等影響民生的大事！讓一個上海建築師跨海干涉台北城，讓大家住在一張中國地圖上，這樣的事情會是偶然嗎？
時間久了大家也認為大概就這樣了，不過根據秋惠文庫收藏的資料，有一份1945年11月「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的原始記載公告，以及此法公告後2個多月後就出版的1946年2月台北市地圖，從這來看，除了極少數街道名以偉人或宣傳三民主義命名外，大多數街道依「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之規定命名，例如當時警備總部招待所的地址就在台北東門街1號，但現在有人知道東門街在那裡嗎？甚至還有以抗日志士蔣渭水名命名的渭水街(現天水路、非現台北建國酒廠前的渭水路）辦法公告之後沒多久台北的新地名已經「命名」完成，可是鄭定邦怎麼會後又「授命」而來？這一個轉折，龍應台未深究，直接將台北地名中國化簡化美化成了一個歷史偶然，事實是戰後台北曾經有一年多的時間，是使用符合規定的本土街道名。
回到1945年，公布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當中規定：一，具有紀念日本人物、伸揚日本國威、明顯為日本名稱的地名要改，如明治町、大正町、大和町、朝日町；二，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傳三民主義、紀念國家偉人改地名，如中華路、信義路、中山路、中正路；三，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有意義者，依此規定下，2個多月內，日本時代使用的街道名全部更改完成，不過絕大部分地名還保留在地傳統，像台北最有名的古蹟龍山寺，當然就在龍山街，有誰會去想到以後竟然變成廣州路上的龍山寺，東、西、南、北城門所在街道當然就是東門街、西門街、南門街、北門街，另外永樂町改成永樂街，清代沿襲的如文武街、書院街沿用，改名後帶有民族政治意識街道也只有幾條而已。這些街地名，一張1946年2月出版的台北市街道名地圖，就可佐證。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說，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要求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用「改名」這種說法就是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更大的問題是她說上海建築師將台北地名中國化是歷史偶然，非有政治目的。
事實上，上海建築師來台真的是「改名」，因為前一年台北的舊日本時代地名，已經被重新「命名」完成了，反而上海建築師才是「改名」才對。
原本龍山寺附近有個蓮花池而得名的蓮花路，改名後變成康定情歌的康定路。台北大稻埕百年繁華老街本是永樂街，1946年卻被改成迪化街，啟迪教化之意，迪化本是矮化少數民族的的用語，卻被拿來當成最繁榮商業區街名。而台北城區三線道的東門街變中山路、西門街變中華路、南門街變愛國西路、北門街變中正路、東門北街變仁愛路、東門南街變信義路、板橋街變新生南路等，本來一輩子活在台北的人，突然變成有人住在中國邊疆、有人往中國東北、有人住華南地區等不可思議的現像。
為什麼明明1945年11月公布辦法，1946年2月改名後並印製地圖，然後1947年一個上海建築師會完全不顧在地文化，跑到台北大改街道名？一個很有可能的因素就是1947年2月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讓國民政府覺得台灣民眾缺乏認識祖國的意識，所以改地名不是歷史偶然，其實是統治者歷史史觀中的必然。
以上文章本刊載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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